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7時25分報道，就在潘基文抵達北京的當天，一個與全球氣候變化相關的高層論壇23日在北京舉行。出席論壇的嘉賓，既有國家發改委官員，又有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有關方面的負責人，還有來自一些非政府組織的代表，而他們對話的對象，則是中國媒體。
這個論壇的名稱是“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發展媒體高層論壇——2009氣候變化中國聲音”。為什么會專門為中國媒體組織這樣一場對話？論壇上，各方到底發出了怎樣的聲音？中國之聲聯系記者孫瑩了解詳細情況。
為什么全球氣候變暖話題近來如此高頻率地出現在各個重大國際高峰會議，中科院院士、原中國氣象局局長秦大河，作為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一工作組聯合主席，在講解氣候變化最新科學進展之前，進行了簡短的回答。氣候變化這個本來純屬自然科學的問題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博弈的永恒棋局。秦大河說：“由于這一項工作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所以它和經濟、社會、國家安全、外交聯系起來，所以說氣候變化科學是一個從自然科學到經濟社會到社會國家安全的一個科學鏈條。”
一些國際機構認為，中國的排放總量已居全球首位。為此，中國承擔著巨大的減排壓力。實際上中國已經在新能源開發、節能、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植樹造林上做出了令人矚目的努力和成績。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舉例說，“十一五”期間制定和正在實施過程中的國家節能減排目標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大舉措。如果GDP年均發展速度按照9.5%計算，實現20%節能目標，中國可能在此期間減少16億噸CO2的排放。這是目前國際上所有減排計劃中貢獻最大的一個國家目標。
那么中國的一貫立場是什么？蘇偉說：“一個是要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來應對氣候變化，這個氣候變化說到底還是由發展所帶來的問題，因為消除貧困、發展經濟也是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為緊迫的任務，當然要盡可能采取最積極的措施來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第二項原則就是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發達國家他們應該對氣候變化承擔更多的責任。”蘇偉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談判桌上，始終要強調兩點解決問題的關鍵。他說：“一方面要大幅度減少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另一方面就要向氣候變化的受害者，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轉讓技術，加強能力建設，使這些發展中國家能夠有效地的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當然，這個問題既然是共同的，發展中國家也不可能置身事外，也要在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過程中，在實現發展目標的同時，積極地采取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這也是我們一貫的立場。”
但是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一樣也沒做。要求發達國家每年給予發展中國家1450億到1600億歐元的資金支持，沒有一點進展；技術轉讓也沒有看到明確的技術清單。在向發展中國家不斷施加壓力、力推“碳交易”規則的同時，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到底做了什么努力呢？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說：“首先是美國，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它的法案，如果我們把它折算成1990年的水平，它只能在1990年的水平減少百分之四，請記住，2020年，那么《京都議定書》上要求它達到多少？在2012年7%。所以它連《京都議定書》還不如。日本按照《京都議定書》，2020年它只減少2%。它原來要求6%。包括歐盟，原來它也要發揮領導者的作用，看樣子他現在也要往后撤，當然這是一種談判策略，但是不管怎么樣，發達國家在這種問題上的做法引起了發展中國家的極大地不滿，也引起了全球的NGO對這個問題極大的憤慨。”
在致力于低碳鄉村建設的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主任廖曉義的心里，中國不應該被他人的言論左右腳步，他說：“我們要用東方智慧來緩解氣候變化，如果我們僅僅是跟著美國那邊走，靠技術靠投資。我們走不過，我們會上他們的圈套，那么我們怎么走？走一套中國自己的路。”
那么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危機中，中國應該走怎樣的路？楊富強表示，按照發達國家的邏輯，中國會走他們的老路，中國會像他們一樣去掠奪資源，但實際上，中國已經在探索自己的道路。楊富強說：“除了一些強制性的政策以外，我們還有很多激勵性的政策可供選擇，資源稅、環境治理稅、能源稅還有碳稅，我們認為這都是很好的辦法。我們要加速我們關鍵技術的開發；第二，資金要求，金融危機下，中國對綠色投資的比份，在全世界是比較大的。我們希望4萬億能使我們的經濟走上更低消耗的綠色道路，那么我們應該建立自己的碳市場來籌集我們的資金。”
在昨天的論壇上，中國能源網首席執行官韓曉平代表媒體與各路專家對話，人們突然意識到，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問題，中國媒體應該發出更多的聲音。（中國之聲記者孫瑩）
